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这次会议的气氛极为紧张，可以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会议的议题竟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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