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平”杜月笙】
上世纪30年代初，法商水电公司工务部的工人发起了大罢工，罢工延续了两个多月，法租界所有的有轨电车都陷入了瘫痪。
这件事的起因，却是和杜月笙同刚刚担任法国巡捕房总巡的法伯迩中校的纠葛有关。
在薛耕莘的眼中，这个新任法国总巡比较清廉，不愿与流氓打交道。而当时的杜月笙正如日中天，认为手中的钱能搞定一切，企图将其拖下水。
很快，杜月笙给法伯迩送去一副“金台面”(注：台面指一桌酒席所需的餐具)。这副“金台面”是用200两黄金打制的，碗、盆、杯、碟、匙、筷一应俱全，装于雕刻考究的红木小箱里。没想到法伯迩不但拒绝收受，而且要杜月笙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启事，说明送此厚礼的目的，并保证今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否则的话，法伯迩要下令把杜月笙驱逐出法租界。杜月笙讨了个没趣，决定给法伯迩“一点颜色看看”。
后来，杜月笙的弟兄高鑫宝建议挑起法商水电公司工务部工人罢工。杜月笙在该公司有不少门徒，其中有在工会中担任要职的赵志英和沈连芳，当时工人中正好也有想通过罢工增加工资的想法，于是一拍即合，这工一罢就是两个多月。
这件事让法伯迩伤透了脑筋。此时，薛耕莘进巡捕房不久，还在当翻译，碰巧他与沈连芳是同学，几次交谈便将背景摸得一清二楚。
于是，薛耕莘找来督察长曹炳生，一起向法伯迩汇报说，上海滩的流氓势力历经百年，根深蒂固，情况复杂。为此，处理与这些大流氓之间的任何事端必须小心谨慎，不宜太严，也不应太宽，可定下一个原则郑重处理。况且杜月笙这个人最讲面子，要他在报上公开认错，他是万万不会干的。
薛耕莘提议说，是否可令杜月笙改登报道歉为用中文八行纸写一份悔过书，承认送“金台面”的错误并保证不再重犯。这封信，可找一中间人代为送交法伯迩。这样既维护了法国人的尊严，又给了杜月笙面子，是私下认错而不是公开出丑，“两全其美”，法伯迩欣然同意。
杜月笙同样对薛耕莘提出的建议表示接受。“金台面事件”就此了结。于是，杜月笙马上转过来帮助法商水电公司平息工潮。
薛耕莘在其自传中说：“从此，法伯迩视我为心腹，十分信任重用我；黄金荣、杜月笙也对我另眼看待，称我‘小弟弟’，还每月送我500元‘车马费’，以资联络。我在法租界捕房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义救周恩来】
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常以租界作为活动基地。薛耕莘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利用中法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巧妙周旋于法国人与国民党之间，为我党、为中华民族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
1931年6月22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危在旦夕。
关于当时的危急情形，在邓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有描述：“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也就是黄木兰告诉我：‘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10万元的一个P.C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6个手指头，60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11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几个人赶快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
和黄定慧一起在咖啡馆的那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是薛耕莘的同学，名叫曹炳生。向忠发的叛变，正是薛耕莘专门透露给他的。
根据史料记载，向忠发被捕后，供出了大批中共党员的住址，以及设在戈登路(今上海江宁路)的中共秘密机关。更为严重的是，向忠发竟亲自带着特务们去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果让其得逞，中国革命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但是向忠发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叛徒行为却为一个法租界巡捕所不齿。
那一天，薛耕莘看见王朝槐(上海军统行动队队长)、杨凤歧(军统行动队督察长)和向忠发鬼鬼祟祟地嘀咕着什么，预感到他们要有行动。薛耕莘就马上找到曹炳生，将向忠发他们可能去抓捕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透露给了曹，并要曹赶快把这消息传出去。
广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