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秋，北京城里死了—个石匠，他的丧仪出人意料的风光，不仅有内阁学士许王猷来亲自主丧，还有大学士徐本、赵国麟率领达官贵人至灵前俯首跪拜；连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这名石匠是何方神圣，兴师动众成这般？
石匠姓俞名君弼，生前不过是工部属下一个凿石匠而已。此人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因为有一手绝技，在兴办皇室工程时可分得余润，家资丰饶，但膝下无子。
那么一名小小的石匠死了，既非王公贵胄，又无特旨，为何竟有众多朝臣不顾礼法前来奔丧呢？原来家资丰饶的俞君弼死后撇下数万金，一群“义孙义婿”蜂拥而上，争相抢夺。为了独占家产，义女婿许秉义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其遍邀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先付参加会丧诸臣每人谢仪五百至二千两银不等，并允诺夺得财产后另合重谢。只走—趟便可得千金，再加上有内阁学士相邀，群臣又何乐而不往？于是便弄出了这出闹剧。
当时清代仪礼规定等级极为森严，平时臣子在服装，住房，车辆，用品上，都有严格的规范，在丧仪上更是具体而细微，如果超过了自己关之所允许的范围，便是逾制。如今如此隆重的“三跪九叩”之礼，群臣会丧，是皇帝驾崩才得以使用的。除帝、后外，王公亡逝亦可会丧，但规模小得多，仅由皇帝遣官至坟致祭。公以下各官，无旨一律不得会丧，庶民百姓更不得会丧。
但如今一个石匠死了，朝臣既然不顾朝仪以身试法，不仅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的笑料，也使乾隆很没面子，又气又恼。气的群臣不把他放在眼里；恼的是“法不责众”，不可能把这么多人尽行开革。乾隆无奈之下，只好派心腹——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前任严鞫。
鄂善查明实情后，将许秉义论如律，内阁学士许王猷、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革职拿间。乾隆另下旨重申：京官“除亲友及同朝者仍照常庆吊外，其有交结富室大户，希图肥润等事，照不谨例革职。”
古代在仪礼规定方面向来考究，清朝咸丰丙辰年间，汉军旗人福格写了部笔记《听雨丛谈》记旗人丧礼，说：“属纩（换衣）、成殓（入棺）、举殡（送葬），则男妇（子媳）擗踊（捶胸顿足）咸哭；朝晡夕（早中晚）三祭，亦男女咸哭。男客至，客哭则孝子亦哭，不哭则否；女客至，妇人如之”。连做名吊客都这么不容易，可知其他仪礼规定等级的森严。清朝达官贵人兴师动众地为石匠大办丧事，逾制被查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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