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期间，占卜有官方掌管的也有民间使用的，有高级的天文历法也有市井的看相算命。占卜术的兴衰甚至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时候，学习占卜术甚至要冒掉脑袋的风险。
“玄武门之变”让唐太宗扫清王位障碍，在他即位三个月后就发布诏书禁“杂占卜”；武则天禁断相书，在载初元年（689）六月，三个月后，她改“载初”为“天授”、改“唐”为“周”，正式当了皇帝；而宋太宗禁各种占卜术，发生在“烛光斧影”后不久，宋太宗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十个月后发布《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这些禁止占卜的举措， 是害怕天下士庶借占卜术来关心事变、预测形势、煽动人心，从而对统治构成威胁。
在唐朝，私习天文星算、太一雷公等，在《唐律》规定的惩罚是“徒二年”，到唐代宗大历三年重申时依然如此。但是到了宋太宗的诏书中，这一惩罚变成违犯者“悉斩”。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禁天文兵书诏》，更明确说：“应元（玄）象器物、天文星算、相术图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兵书、先诸家历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内有私为诳惑、言及灾异、情理重者，当行处斩。”处罚非常严厉。
如此严厉的措施并没有限制住占卜术的发展，相反还得到了发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记道：“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 “魁冈”是占卜术中阴阳家的术语。胡三省在此注曰：“阴阳家拘忌，有天冈、河魁。凡魁冈之月及所系之地，忌修造”。温公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唐德宗的不大信阴阳拘忌，为德宗在此之后观念的变化作铺垫。这尽管说明了唐德宗不拘泥于阴阳禁忌，但也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说明了那时候在社会生活中占卜很普遍。
唐朝时，占卜可分为“卜筮正术”和“杂占卜”两类。 “卜筮正术”的占卜一般由朝廷掌管，规定在法令中。《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记太卜令的职掌云：“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动用之事；丞为之贰。一曰龟，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这里的“兆”，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均记作“五兆”。
谁有资格占卜和解读呢？“灵台郎掌观天文之变而占候之”。具体说就是“辨日月之缠次，正星辰之分野。凡占天文变异，日月薄蚀，五星陵犯，有石氏、甘氏、巫咸三家中外官占。凡瑞星、妖星、瑞气、妖气，有诸家杂占”。所以，“占候”也应该是朝廷掌握的“卜筮正术”，更准确地说应是“占卜正术”。当时朝廷的“占卜正术”有天文占候、龟、易、五兆、式法等，其余则为杂占卜。
“杂占卜的主要内容是阴阳、占梦、相宅、九宫、禄命、葬术、相术等；若加上被列入官占的占候、龟卜、易占、五兆、式等，则唐五代的占卜术大约就有了十二种左右。到五代末期的后周时，这些占卜术被分为五类。例如在前引后周太祖广顺三年的诏书中，除天文占和太一雷公式二类之外，其他的占卜术被归为三类，即时日、占筮和五行。大约在这时候，阴阳等选择术都归入了“时日”；龟、易、五兆等归入“占筮”，其他相宅相面、葬术禄命就都归入“五行”了。而且这诏书还说：“其诸时日、五行、占筮之书，不在禁限”。这与唐初唐太宗的诏书中禁止“杂占卜”的旨趣就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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