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梁为领袖，后来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场政治狂飙，这场近代意义的“学潮”，是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
【1898：变法记-------短命的自救运动】
本记所说的内容，高潮迸发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即如今通常所说的戊戌变法，或以其短命而命名的百日维新。
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运动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除了大权架空的光绪皇帝颁布了一些变法诏书和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外，实在无实际的成就可言。如此短暂的变革，不太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从历史深处和大事件下面潜伏的理路来看，戊戌变法是同（治）光（绪）“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紧迫而突然尖锐化，并进而演化成一场理想主义实践。
正如康有为所说，观今日“割地未定，借款未得，仇耻已忘，愤心已释，过此益可知矣。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在这历史的关头，这些仁人志士们不愿意看到悲剧重演，他们中的一派人，走上了变法维新之路；而另一派人，则在变法失败的沮丧后，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5．1、甲午惨败，公车上书】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争是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然而，因为两国在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早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甲午的大败，并不是败给了西方列强，而是倒在了一向被鄙夷的东洋蕞尔小邦，这实在让国人感到无比的耻辱。
一时间，失败、痛苦、屈辱，迫使自己过度审视自身，甚至可以说有些神经质，于是已有的问题变得无处躲身，没有的问题也当成了问题：中国此时在文献中，道德是堕落的，思想是颠倒的，民智是固陋的，社会是腐化的，太后是奢靡的，皇帝是幼稚的，朝廷是昏庸的，外交是腐败的，军队是黑暗的，实业是丛弊的，贪污是普遍的！
《马关条约》一签字，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愤怒也自南向北蔓延至京城，反对签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4月23日，光绪皇帝在例行的廷议时得知台湾民众死守的情形后，悲痛的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这句话中，我们读出了光绪的尴尬、悔恨和隐忧，个中滋味可谓是五味杂陈。也许就从这时开始，变法图强的想法在光绪皇帝心里滋生了。
中日和谈在日本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决定意义的会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也参与其中。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学潮，在这个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里所谓的“公车”有个典故，指的是中国汉代时公家用车马运送举荐的人才赴京，所以后来即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公车上书”指的就是当时举人们的上书请愿活动。
出色的政治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高的道德底线两者缺一不可，而知识分子总归是有理想支撑的，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做不好政治家的。而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是儒家学者，不如说他是维新派，变法失败后又被人指摘为帝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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