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前面三点，在康有为看来，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惟有最后的“变法”一计，才是立国自强之根本，也是康有为近几年来思考的中心。他认为清朝的法度沿袭前朝，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这好比时令已经到了炎热的盛夏，却还穿着冬天的羽绒服不肯脱下来，不生病才怪。而前期的洋务运动虽然有益改革，但过于浅薄，过于小心，过于腐败，小剂量的药法无法治疗垂死的危重病人。
在总结了中西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的三项主张。所谓富国之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法；养民之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不过，康有为自以为很先进的主张，除了设立道学具有一些独创性之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派曾经提出但又来不及实行的方案。有意思的是，康有为提出设立道学，以提倡孔子主张的伦理道德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倒有点后来宣传部门的味道，只不过康有为所提倡的孔子不同于旧说，而是自己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中所创造的“新孔子”，而我们的康老师，就是“新孔子”代表的不二人选。
此外，康有为还创造性的提出了“议郎”制，他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官吏选拔的举荐体制基础上，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所谓“上驳诏书”，指的是可以不遵圣旨，“下达民词”则指的是议郎的民意来源，这与西方近代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暗中契合，也初步显露了康有为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倾向。
康有为和各省举子们希望在中日换约之前，将他们的意见上达给皇帝，以避免马关和约的确认。但是，举子们搞的公车联章激起了主和者的恐慌，对此，坚持议和的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孙毓汶就密派心腹，前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恐吓，以阻扰举人们联名上书。不仅如此，孙毓汶还与李莲英勾结，给慈禧太后耳朵边不断吹风，借慈禧之手给光绪皇帝施压，促其尽快批准和约。
光绪皇帝本对战败心有不甘，在师傅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也想有意拖延对《马关条约》的用宝，以观其变，但慈禧一发令，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还是如期换约。大宝既然印下，事无转机，各省举人内部也开始人心涣散，有的还要力争，有的则觉得大局已定，何必再做蛇足；还有的人则早就被权臣们之前制造的恐怖气氛所吓跑。
眼看抗议无效，举子们忿懑之余，没考上的也只得收拾行囊，无可奈何的打道回府，该干吗的还干吗去；考上的则喜笑颜开，早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
人虽散尽，但人心思变，余波未平，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只是后来更为激烈的变法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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