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原来是尊孔的。“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对此，郭沫若却有不同看法。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
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十批判书》，更是系统地表达了肯定孔子思想的观点：“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同时，他还对秦始皇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这种见解和他的“人民本位”历史观是一致的。当时，他提出这些见解，一方面出于他原有的学术信念，同时也是有意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
当时，毛泽东也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赞成简单地打倒孔家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愈来愈明确地肯定秦始皇，否定孔夫子。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1964年6月，毛泽东又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
20世纪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又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会传到郭沫若的耳朵里。于是，郭沫若便开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原先他曾把中国古代社会奴隶与封建制的分期放在秦汉之交，20世纪50年代，他改为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就不再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成为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同时，他还为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暴政的统治者商纣王、曹操、武则天等一一翻案，以呼应毛泽东的思路。但是，直至“文革”中，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把自己的观点由尊孔变为反孔、由反秦变为尊秦，到“批林批孔”运动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当成了赞成孔夫子、反对秦始皇的代表。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随后，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作了发挥：“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大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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