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978年)在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史学界都有很高的成就，但他并非一位单纯的诗人或历史学家，而会紧随社会的变化用文章传达政治动向。郭沫若一生与毛泽东“以诗会友”，相互应和了数十年，又在文革前两个月作出了一项震惊世人的举动——声称要“烧书”，此举引起外国人士的关注。后来，郭沫若将自己的这一行动解释为“凤凰涅檠”(他在五四时期曾写下著名诗文《凤凰涅檠》)
【毛泽东的“解诗人”】
郭沫若诗人之名早在五四时期就蜚声海内外，在早期时更曾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后因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追捕流亡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40年代初，郭沫若就似乎对毛泽东的诗词非常感兴趣，并开始与毛泽东诗词唱和，遥相呼应。
1949年，中共建政后，郭沫若即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从此，他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更加频繁。国内曾有报刊列举过郭沫若与毛泽东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数次唱和，例如1961年，郭沫若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随即又和了一首诗，毛泽东立即送给他《咏梅词》一首，传达反修正主义的政治意图。
其实，从当时开始，郭沫若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有人曾统计过，郭沫若写的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达二十余篇，但绝大多数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之中。郭沫若的解诗，不是一般的诗歌阅读欣赏，而且往往写于有重大政治动向之时，他用浅显易懂、明白无误的白话，把这种重大政治动向传达出来。
【文革前的预感：山雨欲来风满楼】
到了6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经开始酝酿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导火索就在文艺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场发自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暂避锋芒。
据《党史博览》(2000年第10期)记载，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它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但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于是，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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