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黄金荣的夫人是林桂生，人称桂生姐。她虽然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却精明能干，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杜月笙对此心知肚明，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的欢心。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杜月笙在旁尽心照顾。病愈后，桂生姐对杜月笙另眼相看，常在黄金荣面前夸奖杜月笙。随后，杜月笙又干了几件让桂生姐和黄金荣赞赏的事，渐渐地，他成了桂生姐的心腹，并参与了黄金荣最秘密的生意——走私鸦片。
1925年7月，黄金荣和杜月笙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成立了主要做鸦片走私生意的三鑫公司。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年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地位逐渐与黄金荣、张啸林并列，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流氓大亨”。
“旱烟袋”与“水果刀”，外表炫目而心藏狡诈，折射出它们主人的行事和心迹。历史，往往有如此的巧合。
【发生在上世纪的一段灰色往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孙中山“镇馆之宝”的旁边，还有3支枪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惹人瞩目。
它们分别是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在1950年使用过的双管猎枪，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1951年使用的黑色柯尔特手枪，以及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又名：扬帆）1950年使用过的手柄上镶玉的勃朗宁手枪。用汪志刚的话说：“他们曾经是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他们用过的枪也就归入名人与枪的展柜。”潘汉年和杨帆的枪并排放着，它们是如此宁静，却又充满了悲伤。
这是一段发生在新中国的灰色的往事。
1943年，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学子凌颂强（即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怀着抗战救国的赤子之心投奔到了延安，正赶上“整风运动”（康生在此期间又搞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凌颂强坦陈，自己是由当年戏剧专科学校的老师石蕴华介绍加入“救国会”，从而与共产党人接近。 凌颂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坦白将老师石蕴华——即当时已担任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的杨帆也牵进了被“抢救”的行列。
戏剧专科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张道藩——大名鼎鼎的国民党“CC”派健将，这所学校与国民党有瓜葛，而杨帆竟在这所学校当过半年老师。康生如获至宝，即刻密电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下令将杨帆逮捕审查。
当时审问杨帆的正是潘汉年。凭多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和直觉，潘汉年认为杨帆的党性与人品是可靠的。同时，他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取证。在获得了杨帆无内*特务嫌疑的确凿证据后，潘汉年立即向华中局和延安汇报，澄清事实。此时，延安方面也正在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过火问题，凌颂强已得解脱，被关押了10个月的杨帆也终于重见光明。潘、杨两人在这短暂的戏剧性的初逢之后，又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抗战胜利后，原先由潘汉年任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调整为华中局联络部，由杨帆任部长。
1949年5月，潘汉年、杨帆又相逢在奔赴即将解放的上海途中——华东局和三野领导机关所在地江苏丹阳。先期到达丹阳的杨帆，作为华东局情报部长和未来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到车站迎接潘汉年一行时，着实令潘汉年又惊又喜。随即，他们被一同派往上海，共同担任建设和保卫新上海的工作。潘汉年成了杨帆最直接的领导人。
在5年多的共事中，他们配合默契、捷报频传。国民党自上海溃退时，潜伏下一大批特务，又在上海解放后派来了一些老*巨滑的特工。有着丰富的隐蔽战线斗争经验、又熟悉上海情况的杨帆，在潘汉年这位老资格的情报工作者的直接领导下，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反特战役，侦破了一个又一个敌电台，及时阻止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暗杀、破坏计划。
然而，正当潘、杨两人为能并肩战斗而感到欣慰与兴奋时，灾难却几乎同时降临到他们头上。
1954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因饶漱石曾任华东局书记，分管华东与上海市的公安工作，于是审查饶漱石时便涉及到杨帆和潘汉年。一些捕风捉影的人认定潘汉年、杨帆与饶漱石有秘密联系，开始将矛头指向潘、杨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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