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都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这一战役，人民解放军歼敌47万，东北全境解放，平津和华北甚至整个长江以北，都成了解放大军锋芒所慑之处。国民党反动政府内部一片慌乱，一些人已成惊弓之鸟，一些人也在打算自己的“退路”。此役之后的第四天，淮海战役紧接着开始了。坐在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美国人既然靠不住，那么靠什么挽救自己濒临的灭顶之灾呢?特别是前线传来的坏消息———1948年11月23日奉命前往解围的黄维第12兵团，也被围在安徽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使他更乱了方寸。看来只有孤注一掷了!蒋介石即刻传令召见时任国民党少将化学兵司司长的爱国人士汪逢栗，要他呈送“现存化学弹药统计表”，他要亲自过目自己手里的这张王牌。
汪逢栗察知蒋的意图后心里一惊：在内战战场使用化学武器，这不等于自己动手杀自己的同胞吗?是极不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用化学武器杀中国同胞，已激起全中国人的愤恨，也引起世界热爱和平人士的强烈谴责。如果此事成为事实，将是怎样一种结果呢?自己不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吗?汪逢栗不寒而慄。当蒋向他发问的时候，他便采用铺陈困难、强调不利的说辞，要以种种客观原因冷却蒋介石对使用化学武器的炽热。蒋仔细看过“统计表”后问：“只有这些?”汪答：“只有这些。”“为什么不多造一些呢?”“没有原料。”“可以向美国买一点。”“缺乏外汇。”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不冷不热的软钉子，直让蒋碰，迫使他不得不回避这些事实，只好自己搭梯自己下台：“这个，这个问题，你们先回去研究一下，明天把研究结果告诉我。”
第二次召见时，蒋介石根本不提前面所要求“研究”的情况和结果，根本不像第一次召见时与部下尚存一点“商量”的意思，而是毫无婉转地命令：“目前，黄维兵团正被共军包围，我想造十万颗化学炮弹解救黄维，你看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汪逢栗见蒋露出了真意，而且已经决定了。想了想，又推出一个当时无法克服的困难：“十万颗，数量倒不大，只是现在我们不但缺少化学原料，还没有化学炸弹壳。”蒋介石听后颇为不满，用质问的口气说：“用普通炸弹壳不行吗?”“不行，化学炸弹壳不一样，弄得不好，就变‘对付敌人’为‘对付自己’了。”
汪逢栗说的既是实情，也是有意要断绝蒋介石内心刚刚萌发的一线希望。但蒋介石并不是那样容易被折服的人，他骂了句“娘希匹”：“就那么不一样!”仍然命令“再作研究”。
果然，蒋介石虽然为生产化学武器的实际困难条件所“障碍”，但并不因此而罢手。他在第三次召见汪逢栗及另外有关人员时，转而决定使用现有的一种毒气，让人看不见，又能毒死人。此前，一个归汪主管的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郦垒厚提供了一个汪不知道的情况：1936年，为准备对付日本侵略者，我们曾做了一万颗毒气弹，每颗15公斤，抗战胜利后运到四川泸县23厂储存。蒋命令把这批毒弹运回南京，经试验，催泪剂效率为90%，芥子气为65%。蒋要求兵工厂昼夜加班制作引信，在12月11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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