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岗红旗》
因到下榻处还有相当路程，张骏祥提议坐黄包车，而于蓝则坚持步行。这一下让张骏祥愣住了，连忙悄悄拉住于蓝，低声问：“你们共产党是不是有纪律，不许坐黄包车？”……
1951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26个城市举行了“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活动，映出故事片、新闻纪录片20部，检阅新中国电影事业结出的第一批硕果，其中就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翠岗红旗》。本文详细介绍了该片拍摄时的历史背景，披露了当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独辟蹊径惹非议】
《翠岗红旗》主要描写的是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翠岗的红军战士江猛子的新婚妻子向五儿，其父亲、妹妹均遭敌团长萧镇魁迫害，自己也被迫改换名姓流落他乡。为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向五儿到地主封之固家当奶妈，她多次帮助游击队免遭敌人袭击。影片临近结束已是1949年，身为解放军师长的江猛子率队剿匪重返家乡，萧镇魁企图以险死守，被抓上山的向五儿设法让儿子小鸿下山汇报情况，将敌军一举歼灭，一家人终得团聚。
应当说，在当时颇为集中涌现的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影片中，《翠岗红旗》堪称别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儿这么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刻画了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这在当时此类题材影片极易失之表面与概念的状态下殊显难得。
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该片为具有强烈政治指向性的革命历史电影，注入了一些人性内容，是刚起步的新中国电影为赢得广大观众理解革命、同情革命，进而支持革命的一种叙事策略，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然而，影片上映不久，虽曾一度受到好评，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观看影片后触景生情，失声痛哭；不过，也招致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红军北上后，没有表现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过多展示了敌人的残暴，没有写出“老苏区的人民的斗争”，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对革命者和红军家属的支持，尤其是诘难主人公向五儿缺乏“典型性”，是个“等待（胜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
后来有曾撰写过批评文章的作者坦言，当初头脑中有一种英雄人物的“模式”，对任何人物都凭着一些“条条”和“框框”去套、去衡量，其结果必然是一把尺子量万人衣，是不可能合身的。
这些并不恰当的教条主义式的评论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
这一讲话精神传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就该片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邵荃麟、周立波、艾芜、王朝闻、钟惦、陈荒煤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并发言，对影片作出了公允评价，指出描写党的领导应看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而定，不能说每一部作品都要求有党的领导人物出现；典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向五儿在敌人残暴的压迫下始终没有低头，一直盼望着红军回来，不是消极等待胜利，是为革命做了工作的，可以成为老区人民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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