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大了 揭秘《水浒》英雄排座次的玄机

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东平、东昌府之后，此时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头领。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说中神道观念和宿命论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为，而是天随人意。我们既不能象“四人帮”评《水浒》时，脱离原著，硬说“石碣天书”是宋江、吴用等精心策划、事先埋好、装神弄鬼来束缚梁山英雄手脚，使之服服帖贴听从自己摆布去搞招安投降的把戏，也不能用今人的观点，认为有什么体系。这次座次的排定，可说是集前几次排座次原则之大成，原则依然是按贡献﹙或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名声高低、年龄及资历这几条来定。但又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综合考虑排定的。特别是这次排座次后，宋江、吴用又对一百单八将进行了全面分工，各负其责。这样既弥补了排座次中的失误，又使每个好汉各得其所、各随其志、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献其功，使众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确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头领使用人才的本领。

纵观水泊梁山这四次排座次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王伦的论资排辈原则，是一种安排人才的短视观点。它是人才群体结构合理化的障碍，既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又妨碍资历浅的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晁盖、特别是宋江，他们顺应潮流而动，在排座次问题上随势应变、多方考虑，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弊端。他们依据衡量人才的贡献、本领、名声、年龄及资历等五条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但又始终把前三条作为主要条件。这在当时可说是最优选择，就是今天，它也不无意义。水泊梁山众好汉由于出身、教养、能力、性格各有差异，他们的德、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长有短，宋江正是根据这差异来排定众好汉间的座次前后。所以，我认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为原则，采取因材施用、择优任用的办法来排定的，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做法，值得研究。

八十年代曲家源先生发表《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是怎样排定的》一文，全国十余家报刊或全文转载，或摘录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其观点大多不能成立，虽说事过多年，我还是要与之商榷。

曲文开宗明义，认为梁山“这种排法是分贵贱、问亲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队里，哪些人在‘地煞星’队里，谁在前，谁在后，大致都有线索可寻，这些安排正体现了梁山领导核心一一宋江一一吴用体系的思想和意志。”然后从六个方面加以说明。曲文认为：宋江的座次表依据的标准，“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无疑，名望高低是属于德的范畴，而德正是人才的灵魂、是统帅、是根本，是才、学、识、体的发展动力。排座次时把它作为应重视的条件是没有错的。但梁山并没有把它当作“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曲文在论及此问题时，以卢俊义为例说：“卢俊义对梁山几乎毫无功劳可言”，只因“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是河北三绝”，“就坐了第二把交椅”。曲文此说不符合实际。卢俊义对梁山寨不是“毫无功劳可言”而应是功劳卓著。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时领兵22500余众，战将31员，既有吴用使计，又有公孙胜作法，结果败在史文恭手下，还让史文恭突出重围。而卢俊义主仆二人，领兵500，却活捉了史文恭，为晁天王报仇血恨，怎能说功劳毫无呢？再者，在调兵遣将攻打曾头市时，吴用执意不让卢俊义打先锋，就是怕“卢俊义捉得使文恭，宋江不负晁盖之遣言，让位与他”，吴用为何有此一怕呢？无非是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久闻员外大名，如雷灌耳”﹙宋江语﹚ 。这就是本领强、名声大，再者年龄又略长于宋江。卢俊义就是凭功劳大、本领强、名声大、年龄长等条件，坐上第二把交椅的﹙如宋江真要按晁盖遗言办事的话，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还亏待了他﹚，怎能说“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呢？还有吴用、公孙胜有什么名望？他们能坐做第三、第四位，完全是凭他们的贡献和本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三兄弟等又有什么名望？他们排在天罡星，也完全是靠他们为梁山事业出生入死，建立的功勋；就是宋江本人坐第一把交椅，也不是凭他在江湖上享有名望，而是凭他胆略，救得晁盖、吴用等七人性命，凭他那站在斗争最前列，分化瓦解敌人，打击封建统治集团，凭他那宽宏大度，知人善任，团结众好汉，不断壮大义军的巨大贡献。名望高低只能说是梁山排座次的主要原则之一，而不是曲文说的“第一应重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