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陈伯达相识较早,并曾在一起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也有过合作。然而,后来他们逐渐产生了矛盾,明争暗斗日渐激烈,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好戏”。
毛泽东的两个秘书面和心不和
早在1939年春天,陈伯达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到了20世纪60年代,陈伯达仍然担任着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秘书,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于1956年成了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主管毛泽东生活方面的事。由于二人工作性质不同,工作上也就自然没有矛盾,在平时,面子上也算和气。
但陈伯达与江青,却是面和心不和。在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中,陈伯达长期位列第一,深受毛泽东的信任,这自然引起名列毛泽东五大秘书之尾的江青的嫉妒。
江青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她是一心要涉足政治的,当然想取陈伯达的地位而代之。此外,陈伯达与江青在观念、习惯、性格等方面也合不来。陈伯达看不上江青的生活方式和颐指气使的做派,江青也看不起操着一口闽南话的陈伯达,认为陈十分“迂腐”。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江青在中国政坛上的作用突出了起来,可以称得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了。此时,陈伯达心里十分清楚江青在那个时候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他主动投靠江青,主动去捧江青。但是,由于江青看不上陈伯达,没有把他当做心腹,许多重大事情并不告诉他,以至于陈伯达在跟江青的过程中,往往会慢半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除了以势压人,给人扣上了很多大的政治帽子外,最突出的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并涉及当时政治思想领域里很多重大问题,给当时国内政坛造成了很大震撼。
陈伯达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后意识到:这篇文章非同凡响,肯定大有来头。一了解才知道,这篇文章的幕后策划者是江青,支持者是毛泽东。自己是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秘书,这样的重头文章,毛泽东没有交给自己策划,也没有交给他写。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发表经历了很长时间,自己对此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毛泽东一点口风都没有透露。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冷落了。他把怨恨全集中在江青身上。他意识到:既然江青能在幕后指挥搞出这篇大文章,说明江青在毛泽东那里的政治分量又加重了。
特殊的文件起草小组
确实,江青在那个时候,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就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等来了一个更大的机会:毛泽东下决心推倒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织“中央文革”。
原来,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经党中央决定,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由五人组成(亦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担任组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彭真对这篇文章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毛泽东认定:以彭真为首的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已经不能起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向“走资派”发起攻击的领导机构的作用了,不仅如此,这个小组已经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成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组织了。因此,毛泽东下决心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