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惩罪恶
毛泽东给两广的批示以后，广东全省各地开始大规模镇压匪特分子。
镇压对象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种人为主。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要坚决杀掉。
“杀、关、管”三管齐下。
1951年1月下旬以后，从上到下加快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
为了提高效率，省政府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
那些在解放前当过伪乡长、伪区长、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员的旧党政军人员，而又霸占一方、鱼肉人民的土豪恶霸，公开搞破坏、暗杀的特务，首当其冲成为镇压对象，纳入捕杀之列。
那时候，几乎每天，人们都会看见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插着木牌、判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在武警和民兵的严密看守下，在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一辆一辆驶往刑场，枪声此起彼落……
大批呈报审判案卷，像雪片似的呈报到地区和省的司法机关。
广州市委、市政府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市一级机团的“镇反”动员大会。
会场上许多党政干部和民兵代表都佩上了手枪，洋溢着一股征战前的激昂气氛。
常务副市长朱光说：“要胜利完成目前在全国进行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就一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三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
朱光表态，广州市的“镇反”不能落在全省的后面，要当排头兵。
1950年初，肃反工作前，朱光出于保护风口浪尖的叶剑英，力劝叶不要公开到会场，以免发生意外，而自己却主动到中山纪念堂，站在孙中山像前讲话，向全市人民动员，没有一丝儿畏惧之心。
当时，敌机炸广州是常事，每次接到空袭报告，朱光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群众疏散。有一次，敌机轰炸黄沙，匆忙中，他只带了一名秘书，没带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黄沙小学召集公安民警处理火情，在场的领导都劝他离开现场，他却固执地说：“我要是怕危险的，就不来这里。”
一次，他找分管政法工作的谭政文谈话。朱光说：“我是市委代理书记，杀人的事，今后一定要事前报告我，拿到市委会上讨论。现在被杀的人，有的在广州起义时，还算不错，后来听说也不那么坏，是否都要杀掉？当然该杀的要杀，但千万不能错杀。你不要怕我会右倾！”朱光对每一宗重大案件的审批都十分慎重。
1951年3月，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共广东军区委员会的工作组，在珠江、北江等地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些地区的“镇反”还过于右倾。
他们以英德为例作了说明，那里有53名在押的罪大恶极者未加处理，其中一匪首曾杀害土改工作队员及革命群众，拘押年余，仍在看守所关着。
群众提出控诉，也被置之不理，后经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提出控诉，始批准处决，但仍未执行。
工作组将检查时得来的情况，形成了一份工作报告，送达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要求省军区派遣工作队，对各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以“铁手腕”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
但怎样才算彻底“镇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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