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将北京东交民巷附近划定为使馆区，界内的中国官民均要迁出，界内建外国兵营并驻军，自设警察和管理人员。中国军队、警察不能进入，中国不能在界内行使任何主权。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收回了这批兵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新中国加快了收回美国在中国的残余经济势力的步伐。
一张布告吓坏洋人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入城仪式，威武的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列队通过东交民巷。50多年来中国军队终于第一次踏上这片距离紫禁城咫尺之遥的土地，一段历经百年的屈辱历史宣告结束。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外交部决定自1950年1月开始，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实施接收兵营行动。1950年1月6日上午，各方人员在北京市军管会召开联席会议，对征用行动进行具体部署。大家研究制定了应对措施和“先礼后兵”的行动方针，决定分成4个行动小组，每组4个人，两个人负责跟他们交涉，一个联络，一个拍照。先来文的，通过布告和命令，通知对方限期交出兵营，如遭拒绝再强制征用。
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张贴到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原美、英、法、荷等国领事馆门前。当时，一些外国兵营马上采取措施，有的加固了门窗，有的干脆用沙袋、杂物之类把大门给顶起来。
美国前“总领事”柯乐博看到布告后非常紧张。他一面立即派人将布告译成英文，急电美国国务院，一面打电话给英、法、荷、比、意五国的前领事，邀他们次日碰头，共谋对策。
1月7日一大早，英国前领事高来含、法国前领事伯亚乐、荷兰前领事费渊、比利时前领事马蓝阁以及意大利前领事梅尔凯匆匆驱车来到美国“领事馆”，参加柯乐博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这些人个个忧心忡忡。大家落座之后，柯乐博首先发言，他希望在座各位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抵制军管会的命令，拒不交出兵营。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各位前领事神情沮丧，态度消沉，信心不足，对他的建议反应消极。几个人好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名堂。最后，高来含干脆以没有接到军管会的正式通知为由，提前退场，一走了之，这让柯乐博感到非常尴尬。
第二天，柯乐博再次邀请各位前领事到他家开会，进一步商量对策，各家的回应更加冷淡，除了法、意两位“领事”如约前来以外，其他人连面也没露。柯乐博急得直瞪眼。
美国人想赖着不走
就在柯乐博他们频繁接触、却又一筹莫展的时候，北京市军管会又向他们发出了命令，令他们立即指派专人负责，按期腾交兵营，不得延误。
柯乐博并不死心。他起草了一封致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试图以帝国主义与旧中国所签订的条约为由，从所谓的“法理上”向人民政府“据理力争”。信的开头本来是给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但写好之后，柯乐博觉得作为“外交人员”，同军管会谈条约等外交问题似乎不太合适，于是又将开头改为致周恩来外长。
1月9日一早，柯乐博匆匆将函送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转达美国政府对我们收回兵营的态度。美国人的抗议是预料之中的事，我们已经事先做好了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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