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类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几周里，被作为战争宣传发向全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被当真的。在入侵后的仅仅几个月里，入侵军队及其所扶植的政权就在金边国际舆论界面前用死者的头颅堆筑起给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这些死者被故意说成都是波尔布特的牺牲品。很清楚，这所谓的历史记录的需要是服务于战争宣传的， 当时的观察者也大多是把它当作战争宣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新闻媒体、鲁默尔教授和著名作家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说，在1975年－1979年间，不多不少有2,035,000人被杀害。这顶多是说明了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异功能而已。柬埔寨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962年，人口数为590万。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800万。从1962到1979年的15年间战争连绵不断，内战，大规模的美国轰炸，生存环境十分严峻。假如大规模屠杀的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一个公正的人口估计是能够证实的，但这样的公正的人口估计并不存在。但确有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去夸大死亡人数，从而对资料的来源就不加以认真追究了。
一些头脑还稍微清醒的评论家至少承认：也许不能把所有人的死亡都归罪于波尔布特本人。通常的情形是：指控民主柬埔寨政权所推行的政治致使一、二百万人民的生活艰难，其艰难程度足以使他们非正常死亡，因而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这是一个全新的、扩大了的种族灭绝的定义。其隐涵的假定是：内战、美国入侵和轰炸，解放战争和越南入侵都一概无关紧要，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数毫不相关。这真是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定义也太愚蠢，因为它会反弹到其提出者自身。如果每天有四万儿童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非正常死亡，则制度的设计师和从中获利者就是种族灭绝的凶手。
民主的西方国家热情万分地欢呼俄罗斯的新统治阶级上台，帮助它建立起自由市场制度，但短短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7-10岁，这意味着每年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样可说是“生活艰难”。以上最後两个例子是“看不见”的种族灭绝的例子。所谓“看不见”，是因为这类屠杀在我们的世界中太正常了，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已经习已为常了。特别是对那些认为世界银行版本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自然状态的人来说，这种屠杀更是天经地义。这是所有希望得到赞助拨款的“严肃”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所定义出来的。
然而，不正常的、可见的，是波尔布特和民主柬埔寨为改变那种“自然状态”而做出的绝望的和失败的努力。因此，要接受审判的是波尔布特，而不是叶利钦或世界银行。这场审判的主要证人将是越南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因此会进一步接近上等人的圈子。他们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急于达到此目的。在河内，来自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新的强盗贵族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的公司，又一次取得了统治权。万宝路和希尔顿正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展开广告战。美元接管了越南盾，美国控制着金融流动，日本放贷给消费者，新加坡控制着不动产市场，台湾和南朝鲜则占领了免税加工工业。
越南已经加入了世界银行的项目，承诺建立起了一个可以安全地剥削劳动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差距在扩大，资本的重要性压倒一切。这意味着：越南人民争取自由的三十年漫长斗争，都白搭了。因此，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是否在任何意义上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仍是有待证明的。即使能够证明确实如此，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要发动一场如此激烈仇恨的运动来反对民主柬埔寨政权，这个政权的残部看来现在正在柬埔寨的丛林里瓦解。对资本主义的冒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反叛，这才是民主柬埔寨所犯下的大罪，因此必须得到惩罚，以“杀一儆百”。这种仇恨和马丁·路德对德国农民起义的诅咒是一致的：“还有什么比造反的人更邪恶吗？你会因此而发臭，而窒息，而被打倒。你若因而死去，那就太好了，你只有那样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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