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将中国大刀和日本刀做个比较：日本刀钢质好，锻造及淬火工艺精良，刀身虽窄但强度很高，刀刃锋利，刀鞘及护手的造型和装饰精美，而中国大刀钢质一般，刀刃宽阔，分量较重，美观不足。虽然中国大刀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日本刀，但是大刀是根据实战需要而诞生的，钢质和工艺的要求低使得任何一个农村铁匠都能制造，宽厚的刀身让锋利的日本刀也对它无可奈何，在砍劈时还能以自身重量来弥补锋利程度的不足，所以在与日本刀的对战中并不吃亏。如果说中国大刀对日本军刀打个平手的话，在两军大规模白刃战中则占优势，因为大刀是刺刀的“克星”，大刀是中国官兵人手一把，而日本军刀仅军官和士官装备，大部分日军士兵都只是端着装有刺刀的步枪。
中国大刀是在长城抗战中举国闻名的。1933年3月，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8万余众，分别向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长城抗战爆发。11日，二十九军一○九旅赵登禹旅长率董升堂、王长海两团夜袭喜峰口外的日军，当时日军正在宿营，未料到中国军队会主动出击，一时被中国军队的大刀砍杀数百人，其中包括一名炮兵大佐。经笔者仔细检索，查到此役中用大刀砍杀日军最多的几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他们是：士兵王元龙半小时内砍杀日军12人；二二四团班长侯万山砍杀日军7人，阵亡后留下一对双胞胎遗孤，被军长宋哲元收养，副营长过家芳在狼洞子附近一寺庙的日军指挥所内，砍杀日军15人，缴获其兵力分布图一份，旅长赵登禹和副旅长何基沣也亲手操刀砍杀日军多人。此外，在四年后爆发的卢沟桥抗战中，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名19岁的山东籍士兵陈永，以大刀砍杀日军13人，并生擒1人。
中国大刀之威震撼东瀛，当时的日本报纸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60年来未有之侮辱。”此事在当时中国国内的媒体上更是被广泛宣传，深受感染的上海青年音乐家麦新据此写了《大刀进行曲》一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为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大刀也渐渐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后方民众到前线慰问．也对大刀情有独钟。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等女士手捧大刀的留影，在当时很是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而长途跋涉从广东赶到前线的广东女师学生，更是送了二十九军一大堆的新打造的大刀。其实，当时在宣传大刀杀敌的事上还是有点不同意见的。比如受南京政府委派、协助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挥的内政部长黄绍告将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他曾对王孝英、沈慧莲等慰劳代表说，中央军关鳞征、刘戡部在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激烈得多，大家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黄将军后来对报界颇有微词，曾对《申报》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吧?”但史量才也道出了报人的苦衷：“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客观地来评断这一段争议，应该说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的黄绍告将军是一个清醒而务实的人，他担心对精神因素无节制的颂扬会让国内的抗战准备误入不歧途，的确不乏警示之效。当时美、英、苏、德等国家军队的武装现代化程度较高，在我们看来装备精良的日军，与他们相比也低了一个档次，因此日本对美英和苏军作战时也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当时中日两军均配备了用于实战的军刀是客观现实，且白刃战几乎贯穿了八年抗战的始终。在平型关伏击战中，八路军一一五师最后是冲下乔沟用大刀和刺刀才解决战斗的。据第二集团军参谋处长何章海的回忆，在台儿庄血战中，西北军的大刀发挥了很大威力。“有一人手刃敌兵九人者，也有一人杀死五人者。参战的大刀队，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敌人一个半”，即便是国军装备最好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也多次与日军展开激烈白刃战。因此，在这一具体背景下宣传大刀之威并不算太离谱。这与义和团以红缨枪对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愚昧狂热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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