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彭真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杨勇讲话，提出了地铁建设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这三条原则始终贯穿于地铁一期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下月初，北京地铁5号线即将通车。这条地铁，南起丰台宋家庄，北至昌平太平庄北，纵贯京城南北。
对于这一天，无数生活在地铁沿线新小区里的上班族们翘首以盼。这条地铁将使他们摆脱堵车之苦，而享受到准时、高效的地下交通之便。
与此同时，地铁机场线、十号线、奥运支线、四号线，也正以每天十几米的速度在北京地下掘进着。2009年，北京将编织出一张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
在北京日益成为一座“地铁上的城市”的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的第一条地铁，也是新中国第一条地铁，最初是如何诞生的……
“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
1953年9月，一份名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摆在中央决策层的面前。这份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味的《草案要点》，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国内和苏联著名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共同完成的。
它不但对北京城市的规模、政治经济定位和今后的发展走向作了规划，而且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建国初，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且，修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些现实问题，中央当然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时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1950年6月，建国刚刚半年的新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开入了台湾海峡。浓烈的火药味，包围着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战备理所应当地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的因素。
一直被我们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对地铁的战备功用深有体会。1941年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的避弹掩体，更成为了苏军的战时指挥部。
开战不久，苏军总参谋部就迁入地铁“白俄罗斯”车站，并在那里建立了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部。最危急的时刻，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指挥部也迁入“基洛夫地铁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更涌入地铁，无论有无警报，他们每晚都到那里过夜。地铁的战备功能，在二战中的莫斯科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这无疑给了新中国领导人们很大启发。
然而对于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知之甚少。这一年，原本研究桥梁隧道专业的工程师谢仁德，正准备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可出乎意料的是，组织上却把他调到了北京参与地铁筹建。这位曾经与茅以升共事过的老工程师十分诧异，那时他对于地铁的认识仅限于知道那是一种在地下行驶的机车。如何修建，毫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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