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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面临科技革命前夜时,明朝人在干什么?

[日期:09-27] 来源:  作者: [字体: ]

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诞生于法国,他12岁开始学习几何并通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1635年,而当时《几何原本》已经传入中国,翻译它的人正是后来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读本,在对数学的研究上,越是有厚重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越是研究得深入。

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方以智对西方的新学说的学习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认为西学分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 通几(哲学和神学)和宰理(社会科学),“太西质测颇精, 通几末举”(《物理小识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值得学习,哲学和神学方面则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远西为郯子”(《物理小识总论》,按:左传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曾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就学,并告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满清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满清统治以后。

明朝知识分子研究的东西不是满清时期那些故纸堆,而是放眼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许多,只可惜好景不长……

伟大的科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于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他成年以后成为了物理学的伟人,创立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物理王国,其影响至今仍然很深远。但此时,明朝已经十分艰危了,明朝于牛顿出生不久的1644年灭亡了。

明朝灭亡以后,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646出生……

介绍至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从前面提到的几位西方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的生平可以看出,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思想在当时欧洲遭受压制,帕斯卡、波义耳的学术成就形成于明朝灭亡以后,牛顿在明朝灭亡时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莱布尼兹则是明朝灭亡才出生的。

这就是说,明朝灭亡的时候,正是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在明朝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普遍研究西学,那时候的“西学”和后来传入中国的“西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明朝末期的西方还处于理论大发展的前夕,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是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是在晚明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布鲁诺被神圣的火焰净化了灵魂,笛卡尔隐居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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