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40年中，亨登又接受了无数次这样的检查。所幸，作为少数比较幸运的梅毒感染者之一，他的病症虽不治却得以缓解，他也奇迹般地活到96岁高龄。然而，数百名和他一样经历过“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受害者却没有这般好运。
截至1972年美国媒体首次披露这段臭名昭著的丑闻时，参与实验的患者中已有28人直接死于梅毒，大约100人因梅毒并发症而死亡，40人的妻子受到传染，19名子女在出生时就染上梅毒。此后，悲剧还在不断上演。
两年前，欧内斯特·亨登撒手人寰。至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试验品”全部离世。
为研究不顾人死活
黑人护士尤妮斯·里弗斯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证人之一，她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项目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里弗斯回忆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时的负责人雷蒙德·冯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达到实验的真正目的，并让患者继续参与所谓的“治疗计划”。
实验还包括一项患者尸体解剖计划，旨在加强梅毒对患者脑部及其他器官伤害的研究。当时的一名公共卫生部(PHS)高官1933年时曾表示，“只有这些患者死了，我们才对他们有更多兴趣。”
为此，里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访参与实验的患者家庭，游说患者继续参与实验。她会给患者们分发阿司匹林、维生素等药品，偶尔也会带上一些现金做为“小礼物”。此外，她还要努力说服那些身处死亡边缘的患者同意死后接受尸体解剖。提供免费安葬是她屡试不爽的一个利诱条件。
哈丽雅特·华盛顿认为，归根结底，“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试验品”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以保证医学研究的“连贯性”。
这一点在青霉素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梅毒后依旧没有改变。冯德勒曾于1952年表态说，“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现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项实验。”
由于这种刻意的延误治疗，根据哈丽雅特·华盛顿提供的数据，截至1955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死者中的三分之一系直接死于梅毒，同时还有大批幸存者已经处于梅毒最危险的发病阶段。
调查人员粉饰太平
尽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年还是备受维护。就连大力主张以青霉素根除梅毒的美国时任医务总监托马斯·帕伦也为之辩护说，该实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良机”。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据哈丽雅特·华盛顿调查，当年那个调查委员会并未将调查职责进行到底。
一方面，调查委员会只获得数月时间来调查一桩延续了40年的实验计划，政府官员还拒绝为他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相关档案。
另一方面，调查委员会也直接起到“粉饰太平”的作用。当年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弗纳尔·凯夫和杰伊·卡茨在接受哈丽雅特·华盛顿采访时表示，他们认为当初有关部门任命布卢德斯·布特勒为调查委员会主席就是要他掩盖丑闻，布特勒也在调查过程中说服其他调查人员“给真相搀水”。比如，他们明明已经采访了包括里弗斯在内一批关键证人，但当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录音可能会影响证人声誉后，这些关键的录音随即被付诸一炬。
道歉迟到25年
哈丽雅特·华盛顿认为，1972年版调查报告没有在道德层面上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提出应有的谴责。“关键问题是，之前根本没人告诉那些黑人患者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实验，而是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接受治疗，”她说。
对于调查委员会最重要的失职之处，如哈丽雅特·华盛顿所言，34年前的调查报告没有“直击实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思想”。
为什么要进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哈丽雅特·华盛顿的调查表明，这项计划来自于当时美国公共卫生部(PHS)内一种充斥着种族主义思想的假设——梅毒在黑人和白人体内的传播方式不同。
当时部分官员和专家认为，梅毒会侵入白人“更为复杂的大脑”，却只侵入黑人的心血管系统，而放过他们“发育不完全的大脑”。当时的公共卫生部负责人托马斯·默雷尔甚至大放厥词说，“或许(梅毒)能解决黑人的(犯罪)问题，有时疾病能做到人们所做不到的。”
“美国政府当年的行为是可耻的，我感到抱歉，”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5月16日正式代表美国政府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丑闻曝光后，受害者于1972年集体控告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自1973年起陆续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了一定经济赔偿。然而，正式道歉却姗姗来迟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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