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何贤一听，忍不住叫起来：“喂，大佬，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你叫我们怎么谈？”罗保也知此事难以这样搪塞过去，只好对何贤说：“贤哥，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的了，不是吗？”何贤耳根子软，禁不住罗保三说两说，不好意思再计较，便只好答应去试试。临了又加上一句：“我何贤面子再大，也要看帮得是否有理。没有道理，就没了面子，丑人我真不想做！”
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祺一道，到了拱北关闸。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功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入进行，何贤二人便像个“皮球”，给人家“踢”回来了。
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何贤直率地告知罗保：“你我是老朋友，无谓说客气话兜来转去的。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腿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帐，何况你们葡国人？”澳督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罗保在那边也猜出何贤为难的神态，再求助的好话还未讲出口，何贤就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也不用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
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而后便自己发挥“说客”的作用说道：“其实，中方已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事。真的搞僵走到这一步田地，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无面子，不是吗？在江湖上有了纠纷，往往也是一人让一步，何况是国家间出了这样的乱子，您得持坦诚态度。只有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能解决目前的困难。”
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何贤、马万祺只好起身告辞。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何贤还记得，当时关闸那条路面上，因事件紧张，解放军都把路掘烂了以便布防。因此何贤二人每日里要来来回回在这样的烂泥路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关闸前去交涉。
“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周总理没得顶(说)！”何贤追忆当时的情景，对周恩来总理肃然起敬，并真心实意地说：“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主要负责长官，以国家为重，全不为意气，不论大小事，绝无私心的，仅此一人！” 这一天，谈判终于成功了。澳门当局正式向中方递交道歉书。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正因为如此，何贤与澳门政府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起来。
此后的1956年，澳门缺水，澳门当局便派何贤到中山协商，想在中山县前山镇引竹园水库的水供应居民，这一举又成功了。再如1958年澳门与中山县合建银坑水库，也是由何贤出面玉成此事，使澳门的用水问题，从那时起得到彻底解决。由此可见，何贤对澳门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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