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机构设置还没有后来那样严格明确，有些单位，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应为正部级，该校10级、11级的中层干部也为数不少。再如笔者访问的一位老同志，行政10级，当时是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处长于光远，当时中宣部未设司局），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7级。
在这次定级中，“品位分类”色彩仍很浓重，注重的是级别而非职务，同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往往存在不小差别，工作调动，级随人走。职务决定权责和任务，级别才决定地位和报酬，因此出现了很多官大职小、职大官小或有官无职的现象。如当时中央局不少11、12级干部，职务只是干事。军队各总部机关和军事院校中，10级、11级、12级的干事、参谋、助理和教员也很常见。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而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则是典型的“品位分类”。
定级后，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绝大多数干部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但也有个别干部因各种原因导致低评而出现思想问题。低评的原因大致有几种：一是资历与职务的矛盾。有的干部资历很老，但评级时的职务不同，级别也往往有区别。
笔者遇到3位老同志，都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战友，其中一位在1948年解放石家庄时是工人出身，被抽调到工厂任厂长，后调入北京，仍是厂长，结果定级时，其他2位被评为10级，他却被评为12级。又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
再有同样职务，因资格不同，级别也会有差异，一位部队老干部告诉笔者，评级时他是团参谋长，因是1942年以前入伍，被评为团副，14级；同样是团参谋长，1943年以后入伍，即被评为准团，15级。据他回忆，部队授衔，资历也起着重要作用，同是副军职，如果是红军，即可能授少将，不是红军则可能授大校，级别当然也会有相应的差别。
不重“俸禄”重“品位”
这次评级，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外人士受到了一视同仁的待遇，甚至被高评。
正部级均在3、4级上下，副部级可评到5级（因国家机关机构的变更调整，正副部长的级别标准很快就被打破，出现了6、7、8级的部长和副部长）。著名侨领陈嘉庚即被评为3级。广大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胸怀普遍赞赏，并欣然领受。一些本身曾是民族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羡林解释当时工资的含义，他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这个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100-200元者，少拿1%。如6类地区2级教授工资为287.5元，党员教授则拿281.7元；高教8级的讲师为106元，党员则拿104.9元。一位党员老教授对笔者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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