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住房自有率不高 宰相在京城也租公房住

在宋朝，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会设一个楼店务，代表朝廷代表国家，对当地的国有房产进行经管。其经管方式主要是出租，每年收到的租金，小半留存地方，大半上缴中央。

当时楼店务一年能收多少租金呢？咱们以杭州楼店务为例做个说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杭州楼店务进帐“三十余万缗”（《宋史》卷404）。而就在同一年，江西饶州大米渴舻?0缗（参见《盘洲文集》卷76），宋朝一石有 66.4公升，每公升大米重约1.75斤，按粮价折算下来，当时一缗相当于人民币20元，30万缗就是600万元。

在这600万进帐里面，有一部分是地基钱，也就是把国有土地租给私人建房，每年收一次土地使用费，类似香港的公地年租；更大的部分是赁房钱，也就是公房出租带来的租金收入。暂时还不清楚这600万里面有多少是地基钱，又有多少是赁房钱；也不清楚在所有租赁公房的行为当中，居住占多大比重，商业经营又占多大比重。但是有一个结论是很容易得出来的：当时杭州市民的住房自有率不会很高。因为假如大家都住自己的房子，楼店务的土地和公房就租不出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进帐。还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南宋时杭州市区人口一度飙升至百万以上，而城区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3万多人（参见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人口密度接近上海浦西一带，人多地少，空间就是金钱，部分市民拿不到地，建不起房，不得不靠租住公房来解决居住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让人困惑的是，北宋的住房自有率也不高。朱熹说过：“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朱子语类》卷127）他的意思是，北宋刚建国的时候，大多数干部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包括宰相和枢密使那样的高干都要租房住。朱熹生活在南宋初年，离北宋建国已经很远了，他的话不一定贴近事实。然而我们确实能在北宋找到大量活生生的例子来证明他没有说谎。比如说，刘文超是太祖朝的名将，一生租房居住；王曾是真宗朝的大臣，租住在寇准家里；欧阳修是仁宗朝的大臣，曾经在开封里仁巷租房；范仲淹进中央之前，也是租房住的。另一位名臣韩琦与范仲淹同朝为官，他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韩魏公文集》卷6）应该没有夸大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