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关妇女的话题始终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话语的中心，但它的确攻击了男权制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最明显的弊病，所具有的人文主义倾向还是将尊严带进这个沉默的群体，所倡导的科学观也生机勃勃地刷新了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它挑战的是一种沿袭数千年的思维定势。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得以初步确立，也奠定了此后百年妇女解放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走向。
但以往带着这些认识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时，我心里总有些疑惑挥之不去，为何新文化人关注的问题有时会集中在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方面？比如“社交公开”，再比如“女子装饰”，等等。徐彦之这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似乎让我触到了答案。
在“男女社交公开”呼声最盛之时，杨潮声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口号，徐彦之等人也指出“男女本无界隔，谁设此礼教大防？”然而，与种种优美的比喻和设想不同，沈雁冰冷静地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为了让女子得到作为人的正常的对待，“回到合理的状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说原很不错，不过我以为中国人在旧道德旧思想的灰色水里浸得太久了，不是彻底觉悟的人，思想里到底还有旧毒，此种精神互助说，不幸为未彻底觉悟的人误用，便变成什么“红粉消愁”、“蛾眉破寂”，新青年化作“走马”的才子名士，这还成个东西么？
所以从鲁迅、丁玲、庐隐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知识女性获得社交公开权却没有经济独立权的迷惘和苦闷，可以窥见有了恋爱自由逃出了父权掌控的旧家却又沦陷在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新家的彷徨与无助。尽管社交公开的初衷并不只是恋爱自由，甚至要防止青年人带着“求偶”的目的去社交，但无法避免很多知识女性由此走上了社交———恋爱———家庭的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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