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1967年9月5日。在首都机场，保卫人员经过一番努力，从瓦特夫人那里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以及外国情报机构所要的中国原子弹实验任务的详细情况。
洗出小样后，经分析鉴定，再把瓦特拍的可疑胶片冲洗放大，送往有关部门鉴定，证实他虽然表面身份是维尼龙设备安装专家，实际上他们搞的是放射化学，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可以显示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7张是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另外3张是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据此完全可以判断瓦特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经分析，他们通过海关往境外携带老鼠，目的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我国西北原子弹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然后推算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机密。
事不宜迟，马上向杨副部长汇报。
杨奇清拧着眉听着，在屋里不停踱步。突然他站住，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说道：“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张文奇顿时睁大了双眼。
“我是周恩来呀。”
周总理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张文奇双手禁不住紧紧地按在沙发扶手上，侧耳倾听。
杨奇清简单扼要地汇报了案情。周总理边听边问，电话里的声音很清晰，张文奇都听呆了。
杨奇清放下电话，兴奋地说：“小张，听见了吧？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斗争、外贸斗争。”
张文奇连说：“听见了，我听见了。”走出公安部大门，张文奇抬眼望天：天是那么的蓝，太阳是那么的亮
不久出现了新情况，兰州的一个外国专家在某科研单位搜集我核弹头无线电遥测频率时被我方拘留了。
这时，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瓦特。此时瓦特尚不知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下，接电话时，他脱口而出：“不是他，是许林德!”
许林德是谁？在何地？以什么身份在中国再现？
张文奇对这句脱口而出的话非常重视，敏锐的侦查嗅觉告诉他，许林德是一条大鱼
为了进一步了解许林德，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赴兰州化工基地。
后查明，许林德在兰州十分活跃，他常单独一人到处转，偷拍我禁区照片。
一直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得知中国开始秘密研制原子弹后十分关注，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手段，设法侦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情况。
11月的兰州，已经寒冷起来。许林德加快了搜集情报的行动，并做好随时出境的准备。
1967年12月初的夜晚，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片片雪花。张文奇等几个侦查员早已在机场张网等待。
22点10分，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一眼看到了张文奇。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
在机场检查室里，当场搜出了许林德携带的情报。这些情报上面明显地印着NSD密写标记。这些情报都以不分行、不分段、没有标点符号的格式书写，共72页，全部用英文大写排列，是美特工书写情报的特有方式。
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许林德精心携带的用塑料袋密封的粘在各种白色手套、手帕上的尘埃标本以及微型胶卷。这些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急需得到的情报。收集原子弹爆心附近的尘埃对测试原子弹当量及原料成分是相当重要的。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消失
1967年12月12日的北京，西北风夹着小雨抽打着窗户。
杨奇清就在这个冰冷的早晨被带到秦城监狱。高墙铁窗，隔绝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与外面的联系。他心里有一桩桩、一件件难以放心的事情，其中就有张文奇正在侦破过程中的间谍案。
钓到许林德这条“大鱼”之后，张文奇突然发现找不到杨副部长了。当他猜出“小老头”的去处时，心里像被刀绞了一下。他担心，他难过，同时又多么想告诉杨副部长一个好消息：从许林德身上已搜出了进行特务活动的确凿证据，粉碎了这个间谍企图将我国西北重要军事机密带出境的美梦。
初战告捷的喜悦在张文奇心里没有存留多久，就被新的焦虑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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