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十分重要，涉及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但要扣人，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策。可这时却找不到杨奇清了，下一步工作找谁决策成了问题的关键。对!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张文奇平素是个很缜密的人，如今他也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惊呆了。事到如今，只有这么办了。他忽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双眼在暗夜里熠熠发光。
第二天上午，他穿过外贸部层层叠叠的大字报，迎着震耳欲聋的造反派广播站的“红色声浪”，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推开了李强部长办公室的门。
处在“文革”风暴中的李强十分镇定。他认识张文奇，没等张文奇说两句话，就打断了话头，说：“你别汇报了，告诉你，这个案子周总理批了，该公司在中国的人员限期离境，立即废除签订的合同，并要求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张文奇顾不上高兴，接茬说：“李部长，我是说这些外国人的间谍活动问题，我审查了许林德，他的问题比瓦特还严重，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资料，还有密写工具、信件都搞到了，可是我找不到杨奇清副部长啊。”说到这里，他发现李强的眉头拧了起来，屋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搞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但是如果让外国间谍把这些机密资料带走，这对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呀！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过中央领导同意。可是这些间谍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
“你们辛苦了，
要把案子搞到底。”
“您是否能找一下总理？”张文奇急切地说。
李强没有说话，伸手拿起“红机子”，有力地说：“请接周总理办公室。”张文奇一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一会儿，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简洁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忽”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地就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
多少年以后，张文奇仍记得这个声音。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此时，他想哭，他想哭啊……他像受了委屈、折磨的孩子向长辈倾诉心曲，但他首先是个警察，警察有警察的职责。
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道：“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
他听见周总理笑了，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总理抑扬顿挫的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周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似的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哎、哎。”张文奇连声回答。
很快，周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
“北京市公安局：同意张文奇同志对国际间谍一案的处理意见……”
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有关机密资料的间谍案就这样被及时地侦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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