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绥芬河以后，我们和县公安局取得了联系，并拜会了县委的领导，提请他们一要绝对保密；二要公安局维护好车站周围的治安；三请他们帮助找个饭店，订一桌比较丰盛的宴会用餐。
7月19日，苏联的一列闷罐车开到绥芬河，停在站台左侧苏式宽轨上。我们的车停在右侧我国列车用的窄轨上，两列列车正好并列着。
第二天，我们宴请了苏联拘留管理局负责押送战犯的科留托夫中校和阿斯尼斯上尉。由于当时正是“中苏友好万岁”的时候，席间大家频频举杯，我不胜酒力，但双方一再为“斯大林万岁”干杯，为“毛泽东主席万岁”干杯，又不能不喝。正当我实在不行的时候，我们的干部只好偷着给我的酒杯里倒白水。但就是就这样，我还是醉倒了，同行的同志们把我架上火车，苏联朋友看到我这么诚挚，高兴极了。后来在火车上听干部们告诉我，苏联人看到我们吃大白面包和香肠，馋得比划着要拿黑咧巴（黑面包）换我们的白面包。我让干部们给他们送去几箱面包和香肠，又给他们的队长送去面包、香肠、汽水和白酒。他们一再表示感谢，还送了我们半桶大马哈咸鱼。
第二天正式办理移交。当时除了公安局的外围警戒外，我们的战士又在车站两旁面向沿线布好岗哨，一方面防止战犯逃跑，另一方面是防止老百姓对罪恶多端的战犯冲击报复。战犯从每个车厢列队，经点名后从闷罐车下来，然后上了我们的客车。苏方把969名战犯的档案也交给了我们。接交完毕后，我和陆曦同志在接交文件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双方热烈握手告别。
战犯们走下苏方的闷罐车时，我看到有的人胳膊上带着“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的袖章。经询问才知道是苏联组织的什么“自治委员会”名称。战犯们看到让他们乘坐的是客车，都感到很意外。吃上白面包和香肠后，大多数战犯脸上都有了笑容。但看到到了他们犯有严重罪行的中国国土，又流露出恐惧的愁容。尤其是那些将、佐级军官，虽然仍穿着将校呢军服和大皮靴，努力摆出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但他们十分复杂的心情也随之流露出来。
我们在每节车厢配备了不带武器的看守员，以防出事。开车后看守员向战犯宣布了纪律：不准大声喧哗；不准窃窃私语；不准开窗户和向外窥视；上厕所要报告，每次一人。我们的医生也到各车厢巡视，战犯有病均得到及时治疗。干部和翻译也在各车厢轮流检查。每餐除了吃面包、香肠外，我们事先还通知牡丹江、哈尔滨、长春、四平几个大站的公安局准备一餐米饭和炒菜。因人多，在大站停车的地方（一般在货站）又搭上临时厕所，。因为我们的专列在正点列车通过时都要待避，所以，经过两天一夜后才到达沈阳车站。我向在站台上等候的王鉴处长简要地汇报了情况，他听完后指示战犯入监后一定要和管理所的同志们研究布置好监管工作。并说今后由我来负责与管理所的联系、检查和业务指导。
三、对战犯的改造
火车安抵抚顺老城车站。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已经作好接站准备。沿途所经路面实施短时间戒严，除将级战犯和病号坐车以外，其他战犯集体步行押送监区。将、佐级战犯五六个人一间宿舍，尉官以下则12个人一间房子，是大通铺。管理所给战犯们发了被褥、衣服、毛巾和牙具等生活物品。战犯们享受中灶待遇，主食以大米为主，副食每天都有肉、菜。我们还规定看守人员和警卫战士要尊重战犯的人格，不准打骂体罚。看守员如违反规定则由管教干部或所长处理。东北卫生部为管理所配备了比较齐全的药品，甚至连科、处级干部都难以享受的进口药品也配备了一些。有一次几个战犯患了多发性未稍炎，全身麻痹不能走路时，中央还派医生带着专门药品乘坐飞机紧急前来治疗，充分体现了我们对战犯们的人道主义。
对战犯这种优厚待遇，大部分干部、战士很不理解，想不通。他们当中，有的是父母亲人被日本人杀害，有的是被日本人的“三光政策”烧了房子，有的是自己亲身受到日本鬼子的毒打。于是，发生过战士打骂战犯，炊事班的同志把米、菜不洗就下锅，理发员故意给他们搞点小动作的现象。他们说：“我们的抗战干部吃的还是粗粮，给这些杀人犯吃小灶。”有的说“日本鬼子把我们害苦了，我见了他们就有一股压制不住的复仇火焰。”还有人生气的说“还要我天天待候他们，我不干了！”坚决要求回部队去。有个干部甚至把枪交给孙所长，坚决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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