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知道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但殊不知，在英国逐渐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战后的一天，江口圭一像往常一样来到东京集中出售古旧书籍的神田町，在一家书店，他意外地发现了几箱档案，都是侵华战争时期驻“蒙疆”工作的日本官员沼野英不二留下的。
■日本最高决策层有组织实施
沼野曾在1941年6月至1942年10月期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经济部次长。令江口圭一感到惊喜的是，档案中有一份《特别会计岁入岁出决定计算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鸦片生产和销售情况，该文件以日元作为结算单位，其中预算支出包括“工资、保密费、鸦片购买费、鸦片工作费”等等50多个项目，鸦片及其制品则被分为“生鸦片”“规格鸦片”“烟膏”“海洛因”等不同级别。而这些鸦片的去处，则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仅《配给关系统计表》就有17页之多。要知道，盟军占领日本之前，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关于“鸦片战略”的一手档案更是非常少见。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的行为的总称。
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定这一政策时，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政策措施。整个工作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当时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工作的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逐渐演变为“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有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动。
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在另一份名为《关于在大东亚共荣圈各地域确立鸦片政策》的文件中，“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落合甚九郎向“兴亚院政务部长”建议，由于“大东亚战争”的需要，需尽快在“大东亚共荣圈”推行鸦片政策，制定供需计划，并特别指出应当发挥“蒙疆”一带鸦片的生产能力。
■日本获得巨额毒品利润
由于鸦片生产的巨额利润引发日本军部和政府各势力的争抢（据江口圭一发现的“蒙疆”官员档案显示，仅1939年，伪“蒙疆联合政府”的鸦片税收入就达到1043万日元，折合当时的250万美元，占其岁入的36％），日本成立了“儿玉机关”和“里见机关”等专门的秘密机构，具体负责对各个地区的鸦片分配。三井商事和三菱商事也参与进来，负责从中东等地进口鸦片，鸦片成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特务机关共同的牟利渠道，甚至连天皇的侍从武官也会经常问及此事。
根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可知，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傀儡政府的管辖区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其中以伪“蒙疆”政府辖区内的鸦片产量最高。日军从中获取的利润对其侵略战争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以驻东南亚的日军第25军为例，其1942年第一、二季度预算中，50％以上的收入都是出售毒品所得。据日本学者推算，侵华日军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在华开馆5年盈利约10亿日元，若用此款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载重25675吨，搭载飞机84架，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即可建造12艘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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