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很小一座县城，相信金庸在1937年离开故乡前的十数年，不知多少次经过这座‘香巢’。对自己的表哥和他的传奇婚恋（1963年，梁实秋撰文为老友抱屈“徐志摩的文名几乎被他的风流韵事所掩”）一定不会陌生。
徐陆婚恋，既失欢于父母，不容于师友，亦见讥于亲族，包括他的姻亲查良镛一家。1931年志摩乘飞机失事遇难后，查家挽以“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之句。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厚道的挽联。用的是杜牧（司勋）、（关盼盼故主）张建封（仆射）故事，完全从逝者的感情生活着眼，多有微言非议：徐志摩的诗歌与书信中的种种‘绮语’，应当‘焚’却，只患‘难尽’耳！
谁写的？！当然不是金庸，那年他7岁。是他父辈或祖辈写的，代表了当时查府老辈对徐、陆恋的态度，以及关注程度。可以推定：这件事，多年以后，在金庸家庭，仍然会是日常讲论的话题，未必没有长辈对金庸进行‘机会教育’，令少年金庸耳熟能详。
只是，那个年代跟今天极其相似，父子两代的思想几乎南辕北辙，父辈反对反感的，往往正是下一代衷心向往的。在金庸的‘少年维特’阶段，对表哥的这段恋情，不能毫无感觉。他后来追述自己少年时，读过表哥的《西湖记》与诗作，受益良多。问题是：《爱眉小札》他没读过？《眉轩琐语》也没读过？不会吧？
郭靖对于杨过而言，既是师，亦似父，杨过娶师为妻，最在意的是郭靖的态度，而郭靖是强烈反对的：“过儿，你可要立定脚跟，好好做人，别闹得身败名裂……过儿，我心里好疼，你明白么？我宁可你死了，也不愿你做坏事，你明白么？”
而志摩是梁启超先生的关门弟子，梁先生也是坚决反对他和陆小曼婚姻的，经不住胡适先生反复游说，才勉强答应做证婚人。在婚礼致辞中，梁任公以严师的身份，当着一百多位来宾的面，滔滔训话：“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这个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此生最后一次结婚。”
这份别出心裁的‘证婚词’如今陈列在海宁徐志摩故居，2003年，金庸回乡，据报载：“金庸读着梁启超的证婚词，会心地笑”，“会心处不必在远”，看到这条新闻，我也装模作样，跟着‘会心地笑’。
真正理解徐志摩的是他小学同学郁达夫：“他们的一段浓情，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和小曼，热烈诚挚如志摩，遇合在一起，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自己就佩服志摩的纯真和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
我们试着把徐、陆的名字，换成杨过、小龙女，是否也很合拍？而郁达夫所指斥的“纲常伦教、宗法家风”与金庸在《神雕。后记》所言之“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是否也暗合？
徐志摩，是杨过！！
开什么玩笑！二人的出身经历、精神气质，太多不同。相似的几点，无非：（一）“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的热情；（二）不恤人言，追求个性自由的心声；（三）到处留情之大众情人的潜力与做派。
尤其需要注目的是，金庸本人在撰写《神雕》之前，遭遇了与徐志摩相似的困境，到香港后，如曹子建初遇洛神，金庸遇到一个人---长城电影公司的当家花旦夏梦。金庸1953年与杜冶芬离婚，夏梦1954年结婚，1956年与第二位夫人朱玫结婚。金庸当时的心境，当与表哥徐志摩深有共鸣，志摩与金庸，‘难兄难弟彼此彼此’。
或谓：金庸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全是为了追求夏梦。据我猜想：金庸进入长城未必与夏梦有关，但离开长城一定跟夏梦有莫大干系。
历史真让人悲情和伤感。
广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