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起义的条件来看，最后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如果起义一旦失败，领头人面对的是株连三族的命运。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而是相互推诿，希望有人能挺身而出，自己追随在后。
众人现在面临着一个关键抉择，如果没有人出头担当首领，举事的这些人就是一盘散沙，一旦秦军攻打过来，势必如待宰的羔羊。萧何、曹参等人死活不干，怎么办呢？总不能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啊！刘邦见此状况，毅然决然挑起了起义军的大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
在当时，刘邦无论是声望、地位，还是学识及家族势力，都远不如萧何、曹参等人。论官职，刘邦只是一个泗水亭长，类似今天乡镇派出所长；萧何是县人事局长，曹参是公安局长。论家族势力，刘邦只是一个中农，属温饱型；而萧何、曹参是当地豪吏，有权有势。刘邦当首领，实在是勉为其难。后来，雍齿背叛刘邦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司马迁写《史记》，一贯惜墨如金，但在叙述此事时显得有点啰唆。为什么呢？他是想通过这件事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刘邦与萧何、曹参等人的差别。萧何、曹参都是秦末群雄并起时期的杰出人才，其功业彪柄千秋，流芳青史；他们的境界也被后世大力推崇，倍受赞誉。然而，在起义之初，他们过多关注的还只是自身利益，没有天下为公的胸襟与气度；相比之下，刘邦的境界则要高出他们许多，他从不考虑自身利益，没有小家庭的概念。在刘邦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沛县父老乡亲的利益，是天下人的利益，只有大我，没有小我。对此，陈仁锡评价说：“季自爱，爱天下；‘文吏自爱’，爱一身”。此评语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概括了刘邦和一般人的差别，是胸怀天下，天下为公，还是只顾自己，不及他人。
老子说，一个人能为天下而牺牲自己的人，就可以把天下交给他；愿意牺牲自己而为天下服务的人，便可把天下委托给他。即《道德经"第十三章》：“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刘邦和一般人最大的不同便在这里，他一向不顾及自己的利害关系，“仁而爱人”，考虑最多的始终是大家的利益。押解劳役时，他把囚徒放走，牺牲自己的官职，陪着大家一起逃亡。在举事的关键时刻，众人都瞻前顾后，虑及自身安危，又是他不计个人利害，勇挑重担。如果说这样的人是流氓、是无赖，那么，中国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流氓、这样的无赖。我们把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交给这样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难道不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幸运吗？
所以说，司马迁告诉我们，萧何的境界远远不如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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