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治骗子。这个结论有些过火，——有些伤人，有些人会害怕。
必须事先声明的是：
1。我依然欣赏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因为该肯定就要肯定。我不是想打倒苏轼。
2。我认为“平反”有两重含义，第一是诸如刘少奇类的平反，把正确的歪曲成错误的，要板正；第二是苏轼这样的，被神化了的，被夸大了的，要还原其本来的面目。这也是平反。世人常常记得第一种，而没有眼光识别第二种。
3。我不是“倒苏”，也不是“挺苏”，而是为之进行平反，是第二种意义的平反。（当然，我承认，他的“乌台诗案”已经平反了，是第一种意义的。）
4。我理解很多人的心理和感情。好端端的喜欢苏轼那么多年，突然有人说其“坏话”，一时难于接受。我不是恶意破坏苏轼的形象。我觉得他的为官是失败的，即使有“民心工程”——西湖苏堤、三谭印月。
5。我不是与康震作对。他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苏轼》，有的我不同意。
好了，开始说说苏轼。他是如何骗的？
1。他具有一切骗子政客的一切特征。众所周知，赤壁之战根本就不是在湖北的黄州打的。但是，他苏轼就是要到黄州去发神经。写“大江东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没有政绩，就写诗，希望成为千古风流人物。明摆的，赤壁之战是在湖北的嘉鱼县打的。苏轼为什么说是在黄州呢？很简单，他当时在黄州做官，拿历史说事，希望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件事，余秋雨很清楚。历史也很清楚。
2。 他具有一切骗子政客的升官发财的心思。 他犯错误了，被流放，——不是到什么“五七干校”，而是继续当官。为什么百姓信他？说白了，就是他打一枪换个地方。当一个地方的百姓要看穿他的破绽的时候，他就抽身走人，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做官（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当时信息不完全的结果）。京城、杭州、黄州、惠州……他比韦小宝还厉害。尽管他有时不想在京城，是讨厌政治斗争（康震，中央电视台）。但是，他不脱离政治，希望到一个地方，自己成为一把手，成为诸侯，可以成为地方的万人之上。
3。他具有一切文人天生的虚伪心理。他的文学在他当权的时候，根本没有读者，为什么？老百姓看破了他的政治手腕，老百姓掌握了他的大量信息。他死后，后人把他的不好的消息忘记了，——几代人之后，不好的事情失传了（当时传媒很落后）。慢慢的，别人就只有看到他的好的面。这时，他的文学就入了“唐宋八大家”。当时如果有诺贝尔文学奖，估计他可以得提名奖，尤其是可以的安慰奖。因为他遭遇政治的不幸，成就了其文学的大幸，是需要安慰的。（注意，这里有个问题，当时官场上估计是采取措施封杀了苏轼不好的消息，否则，不可能仅仅传给后世的是他的好消息。）
4。他具有一切骗子政客的反对变法的心态。他怕王安石，——不是怕王安石的力气大，打不过，关键是怕“法治”。他苏轼是人治的典范。结果，他得罪了王安石，其不幸的政治是必然的。他没有看到制度的力量。当然，他不知道制度、政策、法治的根本，制度、政策、法治是社会的命根。他不知道！并且，他进行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他失败了。他不知道法家的思想，他不知道商鞅变法，——后话是，他不知道类似“戊戌变法”一类的事情。他失败了，他想用文学治国，这没有错，错的是，他导致了文学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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