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所以要这样写，就是为阎婆惜的被杀激化矛盾创造条件，在他看来，阎婆惜既是一个淫妇，自然贪得无厌，利令智昏。作者让她坚持最后一个条件，阎婆惜才更可恨，完全是一个昧良心无廉耻害丈夫的淫妇泼妇，造成了当杀的舆论，罪有应得。不杀阎婆惜不解作者心头之恨，在设计情节时也就顾不得合理不合理了。
潘金莲和武大郎实在是天地悬殊，潘金莲又是大户人家赏赐给武大的，故意在精神上折磨她的。即令她犯了不贞罪，也比阎婆惜更容易被人理解、同情，更何况一个丑丈夫还对她防范那样严。所以作者要惩罚潘金莲，置她于死地，就要下更大功夫，就要把潘金莲写得更坏更狠毒。
首先作者一笔抹煞或者不去看潘金莲的精神痛苦。嫁给武大郎，让她活不成，死不了，脱不开，拙夫相伴，一生痛苦，慢慢熬煎，如凌迟处死。作者对此，笔调无一丝同情，着重写她不安分，偷汉子，搞得丈夫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他不可能看到这是变态心理的报复。其次，把潘金莲写成一个淫妇，见一个爱一个，见武松爱武松，见西门庆爱西门庆，而不去考查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什么精神状态下造成的。第三，只有以上情况，还不足以杀潘金莲，读者还不能心服，于是作者让她不但有乱伦思想，而且有乱伦行动。这种行为是最能激起人们的厌恶痛恨的，这样就逐渐剥夺了读者对她的同情，但是乱伦的想法没成为事实。作者就让她更进一步——杀夫。第四，就是竭力突出武大郎的本分、老实、懦弱、善良、忍让，以他美好的品性弥补他外形丑陋的缺陷，唤起人们对他的好感，削弱对潘金莲不幸婚姻的同情，衬托潘金莲的狠毒。这样终于完成了处死潘金莲的条件，作者达到了惩治不贞女人的目的。
这样写是作者的成功，也是作者的失败。成功在于作者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把她送上断头台的，比较自然。失败在于，他先有一个既定方针：不贞者都要得到严厉惩处。他没看到潘金莲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却对她的精神痛苦，所受的折磨以及她一步步进入王婆西门庆设置的圈套，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理解，对她某些行为的合理性不作任何考察谅解。这样在他的笔下她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荡妇，狠毒莫过妇人心，甚至乱伦杀夫。这样武老二一刀下去，人们才会哑口无言。
潘巧云的被杀是作者写得最不能服人心的。因为她和裴如海通奸并没危及杨雄的生命安全，也没有像阎婆惜对宋江那样对杨雄作威作福，那样冷淡，而且照常小心翼翼地伺候他。潘巧云被杀的原因，就是不贞，再加上诬陷石秀调戏她。这是体现作者的不贞者就应当处死的原则的最典型的例证。
杀女人是为了突出英雄
三个女人被杀，在情节结构上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宋江出逃投奔柴进，武松刺配孟州，杨雄、石秀去梁山。而最主要的是通过杀害三个妇女表现人物。不然的话，就不必那么详细地写情变和杀害的过程。
在作者看来英雄与美人永远是冤家，儿女情长，必然英雄气短。王英好女色，宋江就劝他，“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好生惹人耻笑。”所以要逼安道全上梁山，就必须先杀了他心爱的女人。宋江半月十日的不去阎婆惜那里一次，武松严厉斥责了潘金莲的挑逗，第一句话就是“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的男子汉”。杨雄也是一个一个月二十天不在家歇宿的人，卢俊义也是一个“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的人，结果贾氏移情李固。女人成了考验英雄的试金石。这种把英雄与美女完全对立起来的两性观，完全是“存天理灭人欲”、“夫为妻纲”、“女人是祸水”的儒家伦理观、道德观、历史观的体现。
武松掏心割头残酷地杀潘金莲，杨雄、石秀割舌剖腹杀潘巧云，并且把五脏六腑分别挂在树上，如此残忍的行为，作者却津津乐道，非常欣赏。作者认为如此才能表现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疾恶如仇的英雄形象，杀得痛快淋漓，方显英雄本色。宣扬的是武松对武大手足情深，杨雄对石秀义情重如山，正如杨雄指责潘巧云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坏了我兄弟情分”。作者总是把这种残酷的杀戮作为一种英雄的性格气概来加以赞扬。他以赞赏的口气写李逵劫法场救宋江时，“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乱杀一阵。在江边“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去。”晁盖不让他杀百姓，他不听“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到了白龙庙，因庙祝没出来接宋江，也被杀死。武松血溅鸳鸯楼，也是不管什么人，一概杀死，做饭的、养马的、丫环使女无一幸免。张顺在安道全的情人巧奴家也一连杀了四口。这种良莠不分的杀光行动，固然表现了英雄复仇的痛快淋漓，积怨爆发的宣泄。但同时也损害了英雄形象，让人感到英雄成了没有理性的蛮勇残暴的嗜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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