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男权社会里这种浪漫故事中不幸的女性角色是否是注定的？
黄克武：胡适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书中所写的，3个月亮，好几个星星，都围绕着他这颗太阳。但有个基本模式，胡适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
胡适对韦莲司早期是心灵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对韦莲司有点不太理睬，而韦莲司却处处为胡适着想。所以相对来说，胡适是个自私的男人，谦谦君子，胆子小，不是敢爱敢恨那种，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场中全身而退。对胡适来说，他需要的不是韦莲司这样刻骨铭心，为他牺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暂的浪漫的爱情火花。
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他跟朋友的关系中，最有趣的是与徐志摩，为什么？
黄克武：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后来徐志摩到欧洲去，还托胡适照顾陆小曼，曾经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没想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欧洲没去，倒是留下了几封陆小曼写给胡适的情书，用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胡适是不是一个以事业为重，惯用理智战胜情感的人？
黄克武：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之所以这些年在胡适研究上打破了公私界限，就是希望把公领域和私领域结合在一起，私情和公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几年前在台北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叫“欲掩弥彰——中国历史上的私与情”，私领域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其实和公领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胡适对他和江冬秀的婚约的态度，跟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等的行为准则是一致的，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
唐德刚先生有个比喻，说胡适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摇头摆尾大家都看得很一清二楚”，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胡适私领域的部分是金鱼缸里看不到的，另有一方地盘。要“知人论事”，要看清楚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胡适，这个疆界是必须打破的。
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鲁迅却没人注意
人物周刊：胡适一生交游甚广，还有那么多弟子，你觉得他最贴心的是谁？
黄克武：我觉得唐德刚是真正懂胡适的，也能体会江冬秀心情，那本《胡适口述自传》评点部分的精彩不亚于口述部分；如果要给胡适的仰慕者排排队，李敖一定是在前几名的，这样一个狂人，谁都骂，但从来没有说过胡适先生一个“不”字。
但他的交际后来也带来相当多的局限，我总结了“四多”：一是客人太多。胡适家中就是聚会场所，礼拜天专门开放给他的学生朋友，就叫“胡适做礼拜”，谈学问谈生活；二是演讲太多。胡适是个非常琢磨演讲技巧的人，从美国开始就用英文演讲，每次都花很多时间准备。特别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了中国的宣传，做了好多演讲，占去了很多时间；三是参加宴会太多；四是兴趣太多：跟梁启超一样，他对人文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感兴趣，比如他花了5年时间去考证《水经注》，《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没有写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牟宗三跟胡适的辩论？
黄克武：胡适是代表五四反传统的，他一生和保守派——不管是1930年代国民党的十教授，还是1957年发表宣言的新儒家，都做了相当多的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儒家的兴起，其实都是针对胡适提出的挑战。这么多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心中都有胡适，他们都是以胡适所代表的五四运动当作对话的对象，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演变上的重要意义。胡适一方面有破的意义：去除中国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新儒家的兴起，他也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当然，新儒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它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认识显然比胡适深刻很多，这也是胡适之后的哲学家，不管偏左还是偏右，都对胡适在哲学方面造诣有所不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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