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兴文字狱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汉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汉族文化的压迫摧残。1649年，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文字愈多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总数不下百十余起。康熙(1661—1722年)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庄廷垅《明史》案，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都有明显的强烈的民族情绪，都未被追究。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年)时间虽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5年)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0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文字狱的危害：一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二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思想、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八、迁界禁海
迁界禁海是清朝初期实施的又一项暴政，主要是在康熙年间，时间大致在顺治末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左右。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刻意隐瞒，这方面的历史资料相当缺乏，即便有个别涉及也是大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记得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曾有涉及，有一段福建总督姚启圣动员福建沿海居民迁移的镜头。)实施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郑氏手里夺回台湾。为孤立台湾，清政府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最初的濒海三十里左右，到后来的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按照《南明史》的记载“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沿海迁界的过程也不象现在的三峡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残酷的驱赶、屠杀和掠夺。(与美国驱赶、屠杀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颇为相似！)东南沿海地区从宋朝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而在清廷的这一暴行下，顷刻间，几千年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化为乌有，人力也消灭殆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唯一的收获就是使台湾经济一时陷入困境，为后来的康熙帝一举平台奠定了基础。
作者似乎有意要凑够“10”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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