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受地震灾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之前我们并不一定知道。中
国人常为“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 的人口”而骄傲，但却少有人知
道，中国占世界7%的土地，也承受了世界33% 的大陆强震。
四川汶川今年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但之前我们并不一定知道，作为
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地震竟位居全国第五，仅次台湾、西藏、新疆、云南。而这
五个省（区）的地震合起来，约占全国地震总数的80%.
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知道，1933年四川叠溪曾爆发7.5 级大地震，但却不一
定知道，在民国期间，四川共爆发了3 次7 级以上大地震，而叠溪，不过是其中
最为惨烈的一次。
我们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从而把握未来。历史不应该被简单而粗
暴地绑架为意识形态的教科书，但往者用殉难写就的历史，却可能为今天我们这
些生者提供最宝贵的经验与启迪。
1923年炉霍- 道孚大地震：一定程度上被忽略
1919年5 月29日，炉霍- 道孚曾发生6.3 级地震。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期间，
很少有报纸关注此次地震，迟至同年8 月8 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才作了报道，
说“当地喇嘛寺损失极大……乡村里几乎看不出有灾情……约有二十个藏族人民
被压死”。报道还说，喇嘛们为了捍卫“寺庙有神佛保佑”的形象，受灾后关闭
寺门以免怀疑者进入，可是，不久大家仍知道喇嘛寺遭殃了。《字林西报》是传
教士开创的西报，自然不会放过对“异教徒”的嘲讽机会，哪怕是借地震。
4 年后，1923年3 月24日，炉霍- 道孚爆发7.3 级大地震，死者约在3000人
以上——《民国档案》中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向各部院的电文，中间说“数百里
之内炊烟断绝，成为丘墟……约计全县伤毙人口三千名以上”。
当时地方政府的救援手段非常有限，根据电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仅从炉
霍商会暂借3000元去灾区一线“择要急赈”，同时要“两县知事开仓借给粮食，
免误农工”，此外，还设置了一些数量不多的临时医院，以救治伤员。其时四川
的情况相当尴尬，一方面“川边军政两费支拙万分”，一方面“地方罗掘已穷丁”，
也就是说，既没钱，也没人，所以陈遐龄承认：上述救援措施只是“杯水车薪”，
“直同束手”。
在电文末，陈遐龄恳求大总统特拨10万元以上的赈灾专款，其后并未得到回
应。1923年的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没有任何缓解：在南方，孙中山建立了陆海
军大元帅大本营，忙着巩固地盘；在北方，黎元洪正面对直系之天津、保定系的
逼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年10月，曹锟通过臭名昭著的贿选得到大总统席位，
据说收买500 名议员就用去250 万元（一说为400 万）。政客为自己的交椅不惜
一掷千金，对受灾的万千黎民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不止中央政府对此次地震不在乎，媒体也少有关注。成都本土的《国民公报
》4 月10号才刊出《川边空前之地震炉霍县火山暴裂》一文，承认此次地震是
“空前未有之奇灾”，但其“仁达沟地方火山爆裂”的说法却是假新闻——建国
后有地震专家前去勘察，认为“火山爆裂”、“喷出火花”等都是谬传。《国民
公报》待地震后半月才有访员发回报道，以讹传讹自然难以避免。不过当时报章
尚处初级阶段，没有“突发事件报道”的意识，也不必苛责。
除了《国民公报》刊出较详细报道外，还有上海《字林西报》。后者就更晚
了，5 月13日才有访员发回《章谷区域可怕破坏土地大破裂》的稿子，而刊出却
迟至7 月2 日，新闻基本变成“旧闻”。和1919年的炉霍地震报道一样，这次《
字林西报》仍然喜欢关注喇嘛寺庙的倒塌。当然，访员也叙及了当地的平民受灾
情况，他进入的部分灾区估计有1500人死亡，更悲哀的是，“在我们到达前，大
部分伤员已经死亡”。震后的政府救援与百姓自救，何其无力！
6 月14日，道孚、打箭炉又发生较强余震，据《新闻报》报道，死亡人数高
达1300人。该报道结尾说：“人民群相走避，全市顿处于黑暗之中”，这真是炉
霍地震灾民遭遇的一个缩影。
震后，政府始终没有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灾区调查，以个人身份最早进行调查
的是史学家任乃强。他于1929年入康定考察一年，凭借访问材料及相关文献写成
《西康图经》，其中《地文篇》记录了此次地震，中间说“压死2700余人……炉
霍农村经此剧变，约废十分之一”。
任乃强毕竟不是专业的地质科学家，此后美国地震协会派出Rev.Edgar 等调
查了此次地震，并在1934年出版的《美国地震协会报告》的《道孚地震区》部分，
作出了专业而详细的报告。
1933年叠溪大地震：“聚焦”与“散光”
1933年8 月25日叠溪发生7.5 级大地震，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地震，地震
造成死难人数6900多人死亡，之后的次生灾害（主要是洪水）又夺走了数千人的
生命。媒体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包括《新新新闻》、《国民公报》、《川报》、
《新川西北日报》、《华西日报》、《大声日报》、《商务日报》、《重庆新蜀
报》、《世界日报》等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均有报道，其中做的最好是成都的《新
新新闻》，前后共刊发百篇以上系列报道，全面而细致，并首开灾难报道宏微观
结合的叙事手法，在新闻史上写下独特的一笔。
地震发生后仅3 天，《新新新闻》就有访员从灾区一线发回报道《沙湾又成
了泽国，松茂地震三昼夜，山岩崩坠十三里有余，岷江正线断流》，估计受灾群
众在20万以上，“伤亡人数，至为奇重”，反应可谓迅捷。
四川军政府此次的应对也比1923年更快。8 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
长邓锡侯急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及各部，汇报灾情并恳求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此
时中央已经有专门的赈灾机构，叫“赈务委员会”。
邓电文中说：“据调查报称，茂县叠溪镇全部陷落，南北约三十余里，东西
约五十里，松坪沟群山倒塌，岷江上游河流阻塞，松茂大道已无通路……实空前
未有之奇祸”。相比1923年的炉霍大地震，政府对灾区形势的了解不再是一笔糊
涂账。
媒体的进步更大，多数灾区一线的有效信息主要由地方媒体传播。以《新新
新闻》为例，它持续刊发了灾区大概损失、地震详情观察、屯区震灾描写等文章，
尤其9 月18日发自茂县的快讯，将北路各村寨受灾实况与人民伤亡人数分细目列
出，并统计出死亡人数在六千人左右，功莫大焉。此外，《新新新闻》还派出访
员前往江油、新都、绵竹、犍为等余震较烈的地区采访，非震中灾区的信息，由
此得以被社会知悉。
《新新新闻》的一些报道甚至可算珍贵的史料，比如《黑水震灾，男夷压死
特多，因女夷多在外耕牧，男夷则在家抽烟》，记录当时少数民族如羌、戎等还
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女主外，男主内，结果震灾死者多为男性；《青城山第
一峰崩塌大煞风景》，记录青城山上清宫庙后的峰巅崩溜数丈，全山景物也稍形
减色；《黑水成灾，岷江倒流》，详细记载了悬湖形成的过程及决堤前的样貌；
《地质专家常兆宁谈，叠溪每五十年即有一次大震》，现在我们都知道，目前地
震无法短期预测是科学界共识，但中长期的地震预测或预报仍有可能。西部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常兆宁在70年前根据史料记载（叠溪所处的地震带在明嘉靖、
清康熙、咸丰中各震一次）与地质分析，得出的这个猜想，应该予以一定重视。
比如1923年发生7.3 级大地震的炉霍，在1973年又发生7.9 级大地震，周期恰好
是50年，也许并非巧合。
对此次地震造成的巨大堰塞湖，各报也多有聚焦，遗憾的是，其时的军政府
对此认识不足，应对缓慢，仿佛眼睛得了“散光”，终酿成二次受灾的惨祸。
据《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大地震后，崩塌山体在银瓶崖、大桥、叠溪三
处形成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经过
30多天的倒流，因叠溪超过银瓶、大桥两坝的高度，注入叠溪坝内的江水又倒淹
银瓶崖、大桥两坝，使三座地震湖连成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逶迤4 、50
华里，最宽处达4 华里！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
大小海子11个，潜在的洪水威胁极大。
在江水倒流期间，四川军政府却基本没有应对措施。震后近一月，善后督办
刘湘才派出全晴川（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诸有彬（四川大学学生）等
十余人前去调查悬湖危机。10月9 日，大悬湖决堤，水高20丈，壁立而下，以每
小时30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次日凌晨，洪峰仍以4 丈高的水头直冲都江
堰，沿河两岸被洪水一扫俱尽。据1958年省社科院周郁如的不完全统计，死亡人
数在2500人以上。而前去调查悬湖危机的分队，除全晴川一人生还外，全部遇难。
悬湖决堤后的10月12日，四川军政府接到灌县县长杨钧寿的电文，同时又接
到中国红十字会灌县分会的电文，才知道又受巨灾，于是派员分头驰查，其中水
利专员周郁如的报告最为详尽，该报告也刊发在12月30日的《新新新闻》上。随
后，军政府制订“疏积、修堰、赈灾”三项方案，并急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希望中央能拨出棉麦借款100 万元，储作三项之用。在电文中，邓锡侯特别提到
“四川正值‘剿赤’期中，财赋供应尚苦拮据，实属无法可设”，又言“受灾各
人民，有兵灾、匪灾、震灾之重重难关，较诸他省人民，痛苦迥不相同”。其时
灾民的受难，实是多重！
令人钦佩的是，此次地震后，有关学术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前去灾区，第一时
间内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丰富材料。其中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机构，一是西部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于1934年根据调查团的访获出版了《四川叠溪调查记》，对地震
各灾区，尤其以叠溪为中心的叠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体情况，作了翔实的记
录；一是四川大学，于1934年出版了《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其中最珍贵的资料
是细致到村寨单位的地貌改变、房屋垮塌、人员伤亡的考察记录。
有专家认为，叠溪大地震后的村寨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
震遗迹”。在我看来，关于叠溪大地震的如此丰富的报道、调查，也是民国期间
“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书”。
1948年理塘大地震：在幸与不幸之间
1948年5 月25日，理塘发生7.3 级大地震，死难近千人，但并未引起社会的
广泛关注，以致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里失收，而当代媒体回顾
历史上的四川大地震时，此次地震也往往变成“透明”。
当时的人们对此次地震缺乏关注，原因很简单，他们自顾不暇。1948年的中
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展开最后的全面决战；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包括四川），
经济已经接近大崩溃，国民生计举步维艰。对老百姓来说，最恐怖的东西是疯狂
的通货膨胀。在1945-1948 年间，物价以每月30% 的幅度递增。仅在1948年8 月
到次年4 月，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更上扬了不可思议的135742
倍）。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赈自己的灾尚恐不及，遑计他人？这是1948年理塘地
震的外部不幸。
但也有幸运。此次地震发生在5 月25日下午，震中在平原地带，多数村民正
在地里忙着收麦子；而在山区地带，人口密度很低，因此伤亡被降低到较小的程
度。另外，悬湖崩溃等次生灾害，在此次地震中也表现得比较温和。这是1948年
理塘地震不幸中的万幸。
当时的报章，在焦头烂额中，只给了理塘地震一些为数不多、小篇幅的报道。
最早发消息的是《西康日报》，该报馆位于康定，离理塘较近，地震第二天的5
月26日即刊出专电，披露“理化（当时的县名）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甚多，
居民颇有伤亡，尤以郊区平原地带为剧”。随后，《华西日报》、《国民公报》、
《新中国日报》、《工商导报》、《西方日报》等也刊发了报道，不过内容大同
小异，采访力度不大。比如《新中国日报》9 月3 日说：“死伤人民在一千以上
……恐廿年后尚难恢复旧观”，而《国民公报》9 月10日也说：“死伤人民以千
计，廿年内亦难复旧观”，两者如出一口。
理塘地震后，国民党政府没有组织专业团队进入灾区调查，也没有科学工作
队自发前往，因此该次地震的第一手记录相对匮乏。直到建国后的1960年，国家
南水北调工作队在当地调查时，才作了一些简单统计。1966年，中国地球物理研
究所对理塘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理塘地震的全貌终于被逐次勾勒出来：房屋倒
塌600 余幢，损坏1000余幢；压死埋没800 余人，伤数百人；部分村庄的房屋倒
塌达100 ％；区内地裂密集成带，长约100 公里，最宽处达80米。
至此，夺走近千条生命的1948年理塘地震，才坦白于天下，而不再模糊如一
堆遥远的破碎的毛边玻璃。
（刊于《先锋。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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